中国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曾昭抡

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525日生于湖南湘乡,1967128日卒于湖北武汉。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早期从事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有机化合物的元素分析、有机理论方面的计算,以及分子结构和炸药化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从事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建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该会会长(理事长)多年,又是《中国化学会会志》的创办人,自创刊起即担任总编辑达20余年。还对中国化学名词的命名与统一有重要贡献。著有《炸药制备实验法》、《原子及原子能》、《元素有机化学》等。

生平

 

改革近代教育

1926年,曾昭抡回国后,先在广州兵工试验厂当技师,因决心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1927年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后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后,曾昭伦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中央大学,特别是到北京大学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首先,加强实验室建设。他认为,实验室是教学和科研必备的条件。在他主持下,北京大学化学系扩建了4个实验室,进行了设备改装和增补,购置了许多新的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使实验室成为师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

曾昭抡重视图书资料工作。他为北大化学系图书室订购了许多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图书、期刊,亲自选定书刊目录,千方百计补齐缺刊,保证师生能接触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及其最新发展。

重新编写教材。曾昭抡强调教材要反映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他亲自编写讲义,把一些最新动态和成果加进去、介绍给学生。他曾讲授过普通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合成、有机分析、炸药化学和化学工程等多门课程,由于他备课认真,又博学多闻,所以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曾昭抡还为改革教学方法做了许多工作。有时他在课堂上一边讲课,一边做示范实验,或者讲完了所学的内容后,集中一段时间让学生去做实验。例如有机合成课要求学生用一定数量的原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0个合成实验;又如有机分析课要求学生对10个未知化合物和5个未知混合物进行分离、鉴定并写出报告。他这样重视实验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的中国尚属罕见。

曾昭抡对学生训练十分严格,他要求每个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接受科学研究的训练,一定要做毕业论文。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1934年开始做毕业论文,从此,我国各大学也相继实行毕业论文制度。

开展化学研究

早在20年代,曾昭抡就开始做研究工作。他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的倡导和带动,北大化学系形成了浓厚的研究气氛,在晚上和星期天,仍有不少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在实验室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曾昭抡仅在1932~1937年间,就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载入《海氏有机化合物词典》,被国际化学界所采用;他改良的马利肯(Mulliken)熔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

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他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曾昭抡在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方面,发表了10多篇论文,在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曾昭抡还做过炸药化学研究,并发表过论文和出版了《炸药制备实.验法》专著。他献身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深受师生敬佩。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做炸药试验,在爆炸前,他做了认真检查并让学生们先离开试验地,他亲自点燃导线后还在那里仔细观察。当时,一个学生看到冒烟了,便高喊:“曾先生,快离开!”他这才离开,刚走出不远,炸药就成功地爆炸了。在场的学生都为曾先生捏着一把汗。

曾昭抡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他对化学名词、化学文献和化学史等方面也做

二三十年代,近代化学研究在中国刚开始起步,曾昭抡所做的许多研究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化学研究的部分水平,有的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他对中国近代化学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更是功不可没。

曾昭抡在二三十年代撰写了许多介绍国内外化学发展的文章。例如,他为《科学》杂志“有机化学百年进步号”专刊写了“有机化学百年进步概况”;为中国化学会十周年纪念专刊写了“中国之化学研究”和“中国有机化学的研究”;并为中国科学社二十周年纪念刊写了“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此外,他还撰写过“科学之最近进步”,“最近有机化学之进展”、“最近生物化学之进展”、“最近十五年来中国化学的进步”和“关于促进中国化学发展的几点意见”等综述性、知识性、评论性文章,这对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普及化学知识,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30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对曾昭抡等人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化学物质种类繁多,命名和统一的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曾昭抡对此项工作认真、细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热心学术团体工作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领导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特别是对中国化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化学会于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16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4届会长和1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1933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甚至有时无经费出版。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份刊物上。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20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无数心血。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曾昭抡作为中国化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十分注意总结过去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并对如何办好学会、如何办好刊物,提出了许多宝贵见解。1935年8月,中国科学社等6个学术团体在南宁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代表中国化学会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讲演,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和在学术史上占的重要地位,做了总结和阐述。1936年他又写了《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一文,提出了学会的前途和任务,他指出:“学会的任务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发行刊物、联络会员间的感情、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这门科学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会的领导要定期更换,并注意选拔新生力量。他说:“任何事业,新鲜血液的输入,总是需要的,学会也不例外。鼓励后进的同行,欣悦他们的成功,一反从前‘同行是冤家’的谬论,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化学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曾昭抡的这些见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献身科学教育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北平解放不久,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团体,联合发起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吴玉章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昭抡和李四光、侯德榜为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了话。曾昭抡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是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空前团结的盛会,也是我国科学团体新生的大会,曾昭抡为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原来的四个科学团体自愿宣布解散,重新成立了统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李四光当选为全国科联主席,侯德榜、曾昭抡、吴有训、陈康白当选为副主席。

1951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等学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

曾昭抡一贯主张高等学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57年3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曾昭抡认为,要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要提高教材质量和师资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不断更新。他在实践中努力体现这一教育思想。为了制订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他亲自抓典型,经常深入到学校的教师、干部和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大家平等的交换意见和看法。

曾昭抡很重视高等学校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副主任,每年都认真组织审查高考试题,并亲自撰写有关高考的指导性文章。他非常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他说:“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在教学质量方面,他还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要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植。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曾昭抡还十分热心我国的科学事业。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这时他已经兼任20多个职务,他抽出时间并认真做好每一项兼职工作。例如他经常到科学院化学所主持工作,参加会议。他善于了解情况和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既注重发挥老科学家的专长,又强调发挥青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蒙受不白之冤

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其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我国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有人便特意去找他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当让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时,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1936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1950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抢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简直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它也充分体现出唐敖庆这位正直无私的科学家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曾昭抡工作勤奋、待人和气,虽身居领导岗位,但毫无官架子。在教育部工作时和他接触过的一些人,包括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勤杂工都对他十分尊重,并为他被划为右派和撤销副部长职务而感到十分惋惜。

晚年无私奉献

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得到如愿的答复。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方面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而使他异常兴奋。

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后,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工作的重要场所。要经常查阅图书资料,熟悉各种专业期刊的内容、特点和查找方法,甚至在哪个书架、哪一层都要熟悉,这样查起来又准确又方便。”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像小跑似的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就抱出一大摞书,几乎是不依靠视力查找。查阅后又以同样速度迅速归还原处,然后又抱出一摞。他这种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精神,给学生、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不管是严寒酷热的天气,还是风雨泥泞的道路,他总是每天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盛夏的武汉奇热无比,到图书馆去的师生,都希望坐在电风扇旁边,而去得最早的曾昭抡却坐在远离电风扇的地方,把好位子留给别人。严冬,他总是穿着单薄的棉袄,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帽子,看书时经常打冷颤,甚至流清鼻涕,但他仍是那样专心入神,别人问他:“曾先生不冷吗?”他说:“这样脑子清醒。”曾昭抡住的地方较远,来回上班要翻过一个小山,有一个深夜,他从实验室回家时,因看不清路,翻山时竟撞在树上,摔倒在石头上,碰的满脸是血,但他从未发过怨言,师生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他主编了200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

更令人钦佩的是,1961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所采取的态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但他从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100多万字的著作,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3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3年12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身患癌症的曾昭抡抱病参加会议,并由两人扶着走上讲台,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使到会代表十分感动。1964年11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绩,除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论文外,曾昭抡还顶住癌症的折磨,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共七章24万多字。该书出版后,当听到同行们一致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心里充满了和死神斗争获得了胜利的喜悦。

1964年,他向领导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对死神发出了挑战:“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无闻的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然而,中国学术界这位杰出的人才,他终生奋斗的光辉业绩和令人难忘的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1978年9月,中国化学会在上海举行第20届年会,400多位化学工作者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曾昭抡等著名化学家表示深切怀念和哀悼。1980年4月,中国化学会在北京召开全体理事会,理事长杨石先和常务理事柳大纲、戴安邦、袁翰青、王葆仁、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纷纷提出曾昭抡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为他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1981年3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追悼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有关领导和首都科技界、教育界及武汉大学的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楚图南在追悼会上宣布,关于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决定改正。对他参与起草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党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曾昭抡执教多年,又长期从事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对我国化学和教育事业均有卓越贡献。为发扬曾昭抡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精神,鼓励青年一代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攀登科学高峰,武汉大学于1985年特设置“纪念曾昭抡化学奖金”,每年评审一次,以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资料源:中国青年报2004/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