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翰青（1905.9.7-1994.3.2），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化学史家，新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奠基人。他一生都在为科学事业而奋斗，直至89岁生命的最后一息。1932年，留学回国的袁翰青申请加入了中国化学会。从1933年回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6年间，袁翰青辗转南北，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又举家迁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工系主任。这两个教学生涯中间有6年时间是在兰州度过的。

生平：

袁翰青，化学家，化学史家，1905年9月7日生于江苏南通。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深造，1932年获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及化工系主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北大著名的“三大民主教授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相继任科普局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科院西北分院秘书长、科技情报所代理所长等职。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在美国从事立体有机化学研究，发现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获美国Sigmaxi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获得荷兰科学家范霍夫奖。袁翰青院士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作为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化学史家，袁翰青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更加值得记载和研究，晚年，他把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科普事业。作为科学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他的名字将永远留传在中国科学史中，也将永远载入中国科普史中。

创立甘肃科学教育馆

1929年，袁翰青从清华毕业后，被公派到美国留学，从师伊利诺伊大学著名化学家亚当斯，并于193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助理员。在此期间，他潜心科学研究，成就了在立体化学方面的辉煌。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教育部令南京中央大学等5校开设国防讲座。应南大校长罗加伦之邀，1933年，他毅然回国，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教授，从事科研和教学。1940年11月，他又奉命调往西北兰州，负责创建甘肃科学教育馆。从此，他开始了长达6年的科学普及工作。到了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袁翰青把建馆宗旨确定为普及民众科学教育。到任后，他主要做了4件事：设立科学陈列厅、放映科技知识电影、举办通俗科学讲演、进行学术巡回教育。

天文工作者李元先生曾著文详细回忆了当时袁翰青精心策划、支持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日全食观测活动：“1941年9月21日有一次罕见的日全食现象，我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当时由张钰哲率领的中国日全食观测西北队，正是在甘肃临洮进行了中国境内有史以来第一次日全食的科学观测。利用这一机会，天文工作者在当地放映科学影片，举办科普讲演和日食图片展览，在兰州和临洮掀起了一次宣传科学知识、破除愚昧迷信的科学普及高潮。”1944年春，袁翰青冒着战火往返于重庆和兰州，积极筹备、建议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会、中华化学工业会在兰州召开第二届联合年会。这是他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工作期间筹办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盛会。他历来主张科学离不开普及，普及离不开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辅相成。这次科学活动正是他的这种主张的佐证。这次年会邀请到150多人，从昆明赶来的曾昭抡教授及其夫人俞教授、从重庆来的张洪沅教授等人的到来为大会增光添彩。袁翰青不仅组织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科普文章，还请国外知名专家到兰州作报告。1943年，他热情接待了到西北考察的英国李约瑟博士等一行，并邀请李约瑟在馆做了《国际生物化学的进展》的学术报告。后来，他又请来美国抗菌素专家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做了关于盘尼西林的性能、应用及制造方法的报告，并当场口译。1945年4月，袁翰青在中正公园四照厅做了题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学术讲演。他说，赛（科学）、德（民主）二先生对人类的贡献有四方面：一是思想方法的改变；二是人生观的改变；三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四是交通工具的改变。并说“自由与民主及近代科学发展之证明”，中国只有按此原则迈进，才能“走向现代化之途径”。

为新中国科普事业奠基

1946年后，他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成为享誉全国的“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政务院在中央文化部设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科学普及局，袁翰青被任命为局长。根据陶世龙先生讲，科学普及（简称科普）一词最早出现于1949年，科学普及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第一次。在此期间，肩负如此重大历史使命的袁翰青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无疑，兰州科学教育馆的经历，对他建国初期的工作起了不小的借鉴作用。

袁翰青在担任局长期间，强调要“把科普工作作为科学界的群众性工作来搞”，他认为做好科普工作的关键是普及，普及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当时科普局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二是积极开展各种科普活动，进行实验示范和组织、推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春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平门老校址举办的“首都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展览分三大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妇幼卫生以及从猿到人。展出12天，观众达10多万人次，成为轰动首都的一大新闻。

袁翰青不但对本身的工作尽职尽责，而且对与科普有关的事情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李元先生回忆说：“1951年9月天文界的朋友们听说民主德国送中国青年一架小型的蔡斯天象仪，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来信嘱咐我，用那架天象仪把北京天文馆的筹建工作推动起来。”10月李元回到北京之后就去拜访不久前访问过民主德国的袁翰青，他告诉李元，德国送来的只是一架天象仪的模型。不过，他很乐意介绍李元去见吴晗市长，因为吴晗对建立北京天文馆特别热心，并当即与吴晗通了电话。在中国科学院、全国科普协会、北京市三方的共同协作下，北京天文馆于1954年开始兴建，1957年月建成开馆。北京天文馆的筹建过程一直得到袁翰青的关心和支持。

科普创作贯穿一生

袁翰青不仅对全局性的科普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十分重视科普写作。科普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1954年12月11日全国政协财政经济组曾举行报告会，请钱三强同志做了《原子能的应用》的报告。当时，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为科技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作为政协副秘书长，袁翰青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有关原子能方面的知识，于是在北京做了一个有关原子能方面的科普报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955年这篇文章发表在第四期的《新观察》上，定名为《原子能的故事》。1958年为了打破美国等国家的核垄断，我国开始研制以防御为目的的原子弹和氢弹。对于科技水平相对薄弱的我国，除了掌握核心技术之外，还需要普及一些与此相关的科学知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翰青写了《氟的工业制造技术》和《硼烷的制备》两本书，于1958年出版。

《只有一个地球》是为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大会提供实际的背景材料和概念性的基础意见而准备的。这是一本对人类环境最完整的报告”，袁翰青被授权翻译。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翻译这样的书可能是科技出版界不多见的。袁翰青科普创作的一个重点就是身体力行，把普及科学和发展教育联系起来。1954年至1956年之间，他写了《溶液》、《铜的故事》、《糖的故事》。《铜的故事》这本小册子讲述了铜在现代工业的重要性，铜的开采、冶炼、精炼，纯铜与铜合金的区别以及不同的用途。铜在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光辉成就，以及我国采铜、炼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本书语言简练、内容丰富，并配有一页彩插——各种铜矿石图，的确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工业常识小书。

他在1975年身患脑血栓之后，右半身偏瘫。他决心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坚持用左手写字，在报刊上发表短文。在1980年到1988年，对中学教育十分关注的他在《化学教育》上连续介绍了26位世界著名的化学家，如拉瓦锡、道尔顿、门捷列夫等。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这些科学家的生平、成就以及在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崇高理想、坚韧的意志以及为科学事业的牺牲精神和创新精神，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文章连载，受到众多中学教师的欢迎，为他们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袁翰青远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化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积累研究史料，以至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权威。当他把科学研究的重点转为研究化学史后，同时开展了科普创作。1937年发表于《化学通讯》第二卷第三期的《狄拜耶教授》就是他最早的科普文章。另外，同年发表的《列宁格勒之周期表碑》、《介绍一位西班牙化学家》也具有同样的性质。1954年10月2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含镍白铜——我国古代的化学成就之一》就是这一时期他的科普作品的代表作。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他从学生们常用的白铜墨盒谈起，指出“青铜和黄铜在我国很早就被利用了，在别的国家也利用得不算晚。惟有白铜这种合金是我国的特产，在历史上成为输出品之一”。他还指出，距当时不到一百年才有了用镍做电镀的原料，而我国利用镍做白铜却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了。1975年他半身不遂后最先想到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业余工作就是写科普文章。他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发表了《“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X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短文，受到广大读者的传阅和欢迎。

与化学结缘的故事

袁翰青与化学结缘颇有戏剧性。十几岁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时，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学实验室里，一堂化学实验课，要求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荧石，于是产生氟化氢，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那一次，他印在玻璃上的是“努力”二字。努力的袁翰青，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化学系，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然而1949年后，他逐渐淡出了自己的有机化学专业领域，被委以众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小女儿袁其采曾问过他：“你要是当初不回国，一直搞你的专业呢？”袁其采并不讳言，自己内心里替父亲感到几许遗憾。“我总觉得，搞科学的人不能搞这么多的社会事务”。当时，面对女儿的问题，袁翰青只是笑笑，并没说什么。袁其采猜测：“可能觉得我幼稚吧，理解不了他们那辈人的想法。”现在回望，袁其采承认，从1949年到1957年，父亲虽然离开了专业，但干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遗憾”。袁翰青先是出任中央科普局首任局长，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他又担任总编辑。1955年，他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在科学院领导与他谈话确定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出发赴任。195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建立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点工程，袁翰青被委派负责筹建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并担任代理所长。当选学部委员时，撰写个人情况，袁翰青写道：“无论哪一次工作调动，我都高高兴兴地接受，努力去做好……”熟悉他的人都说，努力，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与之相伴的是好强，这使他乐于接受白手起家的开创性工作，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家住北京东四，到灯市口买了床板，60多岁的人，偏不要车，自己扛回家。晚年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一日到图书馆领图书证，回家特别兴奋，带点儿孩子气地向女儿炫耀：“我今天去图书馆，你猜，我领了个第一号！”。

在女儿眼中，袁翰青身上有种文人气质，感触颇多，读诗词、看小说和电视时，也容易感伤。“但又不是带着颓废那种，他的内心是很坚强的。”袁其采说。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袁翰青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又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隔离审查，直至送到河南劳动改造。根据他在干校的简单日记，3年中他放牛、喂猪、挖塘泥、修田埂、插秧、挠秧、参加一天18个小时的割麦大会战，同时还要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他本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后来曾改易二字为“事非春梦岂无痕”。二字之易，给袁其采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觉得，父亲所指，倒不是事业上的变动，对那些，他不应遗憾，“使他这样感触的，主要还是政治风云的变幻”。

然而即使是在困境中，他身上的那种气质，也能为生活点亮某些奇妙的情趣。袁其采还记得，自己结婚时，父亲从干校请假回家，俨然一副老乡模样，肩上挑着条扁担，除物什外，还特地从河南挑回了烟花鞭炮。“其实他在干校很苦的，年过花甲的人了，要换成我，肯定情绪低落。但是他回来，把欢乐带给我们，也把对生活的热爱显示给我们”。

一次放牛时，袁翰青差点儿被牛顶死。回北京探亲，他专门跑去买了一个小雕塑作为纪念。塑的是，牧童坐在牛背上，闲适地吹着竹笛。忆及此事，袁其采的目光投向远处，柔声说：“这东西现在在我一个姐姐那儿……爸爸，在屈辱的情况下还有对生活的那种……”

编者:是那种积极态度，加之袁先生平和的心态，才能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才没有被打倒。袁先生在科普事业上贡献了他的一生，为祖国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开辟了道路。袁先生身上有着太多的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资料源：

1.百度百科

2.中国甘肃网：http://www.gscn.com.cn/Get/whtt/076711522038460_34.htm

3.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62/40463/37605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