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1917年9月6日－1994年12月11日），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他献身革命60年，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生平：

姚依林同志祖籍安徽省贵池县，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幼年丧父，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生活。他在上海读高中时，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了革命。1935年11月，姚依林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 姚依林同志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姚依林和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和直接指挥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随后，他们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中去，到民众中去，揭露日寇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5月，党组织调姚依林同志到天津工作，先在党的刊物《长城》担任编辑，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了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同志调任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1938年，他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1939年2月在新成立的冀热察区党委任宣传部长，为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1939年7月起，姚依林同志调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他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参与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6年起，姚依林同志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他遵循毛泽东同志“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为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尽心竭力，成绩卓著。姚依林同志无论在白区对敌斗争，还是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中，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姚依林同志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姚依林同志作为主管国家财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对国家若干重大经济政策，参与了研究、制定和具体组织实施。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姚依林同志在建立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对确立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地位，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资本，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市场商品十分匮乏。姚依林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稳定市场，安排人民生活。他对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状况，进行认真的研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物价政策的设想，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肯定。他精心组织安排副食品的收购和合理分配，确保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居民最基本的副食品供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依林同志遭受严重迫害，他坚持原则，进行顽强斗争。1973年11月，姚依林同志任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他同外贸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为开辟出口货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在随后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他顶着巨大压力，极其艰难地维持对外贸易工作。1977年3月，姚依林同志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姚依林同志带领干部群众认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并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依林同志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全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9年3月，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同志任秘书长，他协助陈云、李先念同志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此后，他还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第七个五年计划，主持编制了第八个五年计划。在制定“六五”计划时，他强调计划要从国力可能出发，面向市场，面向人民生活，计划指标不要订得过高，要留有余地。在“七五”期间，他一再强调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主持制定了产业政策若干规定。他针对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强调要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他十分重视加强重点建设，关注农业发展，多次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他主持制定了计划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他一再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部门要从观念上、工作上转变职能，在加强宏观调控、搞好协调和服务上下功夫。他积极参与了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决策和实施工作。

姚依林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姚依林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从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担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开始，长期担任财经方面的领导。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升任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是我国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十四大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姚依林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仍时刻关心党的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精神。

1994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现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为姚依林之女婿。

显赫的姚氏大家族

姚依林的祖籍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2007年与刘街乡合并）刘街村，祖辈是个大家族，甚至在民国初年还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北洋政府显耀一时。姚依林的父辈兄弟6个，比较著名的就有4人。

姚绍枝，排行老二，是姚依林的二伯父。曾担任江苏省武进县知事。五四运动期间，曾因学生运动，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在武进县有过激烈的斗争。后移居上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

姚捷勋，排行老四，是姚依林的父亲。清末，任江苏候补道。民国时，任上海巡警总局局长、顺天督捕局总办、京兆巡防营务处处长，1913年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后调任广东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因响应孙中山革命，在粤护法有功，荣膺陆军中将军衔。1917年病故，时年36岁。

姚国桢，排行老五，属段祺瑞派安福系，是当年皖系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先后担任交通传习所（现北京交通大学）所长、交通次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北洋军阀垮台后，到天津做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部”次长。1942年去世。

姚震，排行老六，亦属段祺瑞派安福系人物，是姚氏大家族成员中在民国时期地位最显赫的一位。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学士，曾在日本司法省及裁判所实习。宣统二年（1910年）归国，授法科进士，任法部员外郎、大理院推事。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政府大理院第一庭庭长兼司法会议成员。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兼高等捕获审检厅厅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临时法制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北洋军阀垮台后和姚国桢一起到天津做了寓公。1935年病故。

爱国学生

姚依林出生成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时代。随着北洋军阀的垮台，姚氏大家族也在不断走向没落衰退。姚依林青少年时期是在上海度过的，没有和大家族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上中学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深怀不满。从那时起，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刊物，并积极走上街头，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活动。直到1934年他才离开上海，前往北平考入清华大学，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年秋天，姚依林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不久，他认识了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周小舟，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1935年，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此后，他经常将“武卫会”的传单刻印后，在校内外秘密散发和张贴。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武卫会”组织发起筹建了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11月，在此基础上，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简称北平学联)，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北平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务。姚依林担任学联秘书长，并于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响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在这一紧急时刻，得到消息的北平学联党团组织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请愿游行。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随后，他们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中去，到民众中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改组北平学联党团组织，姚依林任党团书记。

1934

1935

南开的朋友

人们熟悉的姚依林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国务院前副总理。但他早年与天津南开大学的深厚情缘却鲜为人知。1934年姚依林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但他还没有毕业，就于1936年5月底被调到天津市中央北方局宣传部任干事。不久后，他被调到天津市委任宣传部长兼管学生区委工作，直接抓天津学联党团、天津民先队部的工作，从此，他与天津的学生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与南开大学的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磨合，他对天津学生运动工作逐渐熟悉。1937年2月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天津市委青运负责人，这给了姚依林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施展舞台。他上任不久后，就倡议并直接领导一名南开大学经济所研究员李文定同志，创办了一份名为《世界杂志》的半公开刊物，主要由他执笔撰写一些宣传、指导学运工作的文章，供平津和华北一些地方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天津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成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阅读。这份群众性的刊物由天津书局印刷出版，只卖二分钱一本，可见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保证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创办的。当时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南开大学学生宿舍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因此，姚依林也就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广泛地与大学生们接触，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帮助他们向党组织靠拢。与同学们交流多了，他也成为同学们的知心朋友、革命战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姚胖子”。

为了确保刊物按时高质量的发行，他每周都要与李文定见几次面研究《世界杂志》的出版问题。由于政治形势所迫，他们每次见面都得很小心，以免引起汉奸特务的注意。有一次，他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来得及写出给《世界杂志》的稿件。他就把见面地点约在一家小饭馆里，他急急忙忙地吃完饭就开始写稿子。李文定很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劝他慢点吃，可他像没听见一样，不一会儿功夫一篇洋洋洒洒千余字的文章就写好了。李文定奇怪他怎么写的这么快，他笑言边吃饭边打腹稿，饭吃完了腹稿也出来了。在争抢付帐时巧妙地把稿件给了李文定。就这样姚依林坚持在《世界杂志》上以“徐文信”这一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尽管姚依林很卖命地编辑出版《世界杂志》，在青年学生中间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变幻莫测，《世界杂志》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在坚持了四个多月，发行了十期之后就被迫停刊了。可是它在宣传、团结群众，推动、指导“民先”“学联”“各救会”运动方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的是在指导南开大学、南开附中、天津工学院及女师附中等大专院校学生进行爱国运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姚依林在天津学生运动史上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姚依林在天津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两年多。但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关键时期。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与天津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与南开大学学生结交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参考源：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5161.htm?fr=ala0_1_1

2.无尽的爱纪念网http://www.eeloves.com/memorial/info/mid/104175

3.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0313886.html